新世代集運自取點
宋代司法官責任追究制度及其歷史意義
發佈時間:2021-09-03 10:18 星期五
來源:人民法院報

司法官責任追究制度是我國古代對司法官違法審判行為的否定性評價和懲處,是歷朝整飭吏治的重要內容之一。宋承五代之亂,用刑審慎,以寬嚴為治,雖立法制嚴,但用法寬恕。為防止司法操縱與專斷,加強中央集權,宋王朝高度重視司法制度建設,建立了囊括立案、審訊、審判、執行等各個訴訟環節的司法官責任追究制度,該制度內容嚴密、獨具特色,大大降低了冤假錯案的發生。

違反案件受理制度的責任

宋代設立了案件分級管轄制度,監督司法官吏的案件受理行為,違法受訴者會被追究法律責任。《宋刑統》規定:杖罪以下案件由縣級官府管轄。徒罪以上案件,報送州級官府複審。司法官吏對於按規定應上報的案件而不上報,應等待批覆的案件而不等待,擅自獨斷案件的,按應得之罪各以故意或過失減三等處罰;應受理而不受理的,笞五十;不由州縣管轄而縱容捕盜官置獄的,杖一百;非所統屬的案件,不得直接受理,如果遇到鄰州、鄰縣的獄訟案件,可通過監司或台省間接受理,否則也要追究責任。宋代通過違法受訴責任追究,有效監督了司法官員對案件的受理,防止司法官在遇到疑難或複雜案件時故意不受理或互相推諉,保障了案件當事人的起訴權。

違反審訊制度的責任

宋代嚴密防範司法官濫用刑訊的行為。首先,對拷訊的條件、程序、數量、工具等都有嚴格的規定。《宋刑統》規定:“驗諸證信,事狀疑似,尤不守實者,然後拷掠……事須訊問者,立案同判,然後拷訊。違者,杖六十”,強調經過調查證據明白者再進行刑訊,違者杖六十。如果刑訊三次以上,或在法外進行刑訊的,司法官要受到杖一百的懲罰;刑訊超過規定數量標準的,就超過標準部分追責,故意致人死亡的,徒二年。其次,宋代以故、失、公、私為標準追究拷囚致死者法律責任。若故意挾私情、枉打殺人者以故殺論,若過失拷死無罪人者減故殺一等,拷死有罪人者減故殺三等。例如司理楊酀、張睿違法刑訊致人死亡,大理寺想對楊、張二人以公罪從輕處罰,宋太祖認為要從重處罰,並下詔,有官員在審案中刑訊致人死亡的,都以私罪論處。再次,《宋刑統》還規定:凡年齡在七十歲以上或十五歲以下,身體廢疾者,雖有罪不得拷訊,應該以眾證定罪,如違法刑訊,則以故失論罪。宋代通過違法刑訊責任追究,以實現“不陷無辜,得懲奸弊”的目的。

違反審判制度的責任

違反迴避之責。為防止司法官徇私妄斷、官官相護,妨害司法公正,宋代較唐代的迴避制基礎上擴大了迴避範圍,作了許多重要補充。除了親屬迴避、故舊迴避、仇嫌迴避以外,主要新增了三個內容。一是在故舊關係方面新增同年同科及第官員迴避,《宋會要輯稿》規定:“應差推勘、錄問官,除同年同科目及第依元敕迴避外,其同年不同科目者不得更有辭避。”二是籍貫迴避。至道元年(995年)要求“(審官院)不得差京朝官往本鄉里制勘勾當公事”。三是職事迴避。通過同僚之間的迴避,加強司法官吏間的權力制約監督。若有應迴避而不迴避的,處以杖一百的刑罰。

審不躬親之責。宋朝吸取五代長官不親臨決獄導致司法黑暗、獄訟冤濫的教訓,嚴格要求州縣長官躬親折獄聽訟,否則將被追究刑事責任。《宋大詔令集》:“若依前違慢,致有出入,信憑人吏擅行考決,當重行朝典”。太宗時已嚴格要求長官躬親鞠問,太宗至道元年(995年)六月詔:“諸州長吏,凡決徒並須親臨”。徽宗宣和二年(1120年)進一步規定:“州縣官不親聽囚而使吏鞠訊者,徒二年。”由此形成了我國古代縣太爺親自坐堂審判的制度,併為明、清王朝沿用。

違反依法鞠獄之責。宋代規定司法官要依法鞠獄、據狀審理,只能審理訴狀告發範圍內的內容,不得超出狀告範圍,別求他罪,超出訴狀審問的,要按故入人罪進行懲罰。但是,如果在審問訴狀中的罪行時,發現其他犯罪行為了,可依法審問。但有例外情形,如因告狀連帶發現其他罪行則可以進行追查。

違反援法斷罪之責。斷罪是古代訴訟活動的重要一環,相當於當下的判決。宋代規定司法官吏在斷案時,要以國家的現行法典和敕令定罪,禁止斷章取義、隨意節略。如有違反要承受笞打三十的責罰。這與現代罪刑法定主義原則的基本精神相吻合,可以促使司法官依法裁判。

出入人罪之責。宋代對司法官“出入人罪”的責任追究相當嚴厲,實行“重入輕出”,類似於當今的從舊兼從輕原則。第一,區分故意與過失。《宋刑統》規定,若司法官故意判無罪的人有罪,將受到所入全罪的懲戒;如故意將輕罪判為重罪,將承擔加重懲罰部分的罪行。如果是過失導致入罪的,懲戒減少三等;過失導致出罪的,懲戒減少五等。第二,將出入人罪與宦途升遷關聯,通過責任追究直接影響其政治仕途。廣州司理參軍陳仲約誤入人死,宋仁宗認為,“死者不可復生,而獄吏雖廢,復得敍官。”特命治之,陳仲約被處以勒停、會赦未許敍用的處罰。第三,曾出入人罪的不得再任司法官,也不得享受贖刑、蔭子為官等法律特權。例如,《宋史·刑法志》載“仁宗時,刑部嘗薦詳覆官,帝記其姓名,曰:‘是嘗失入人罪不得遷官者,烏可任法吏’?”

斷獄稽違之責。遲來的正義非正義。為防止司法官拖延推諉導致案件積壓淹滯,損害民眾的生命、財產權益,提高審判效率,宋代根據案件大小、案情複雜程度或卷宗頁數、訴訟標的等,嚴格規定民案和刑案的審判期限,限期督催,斷獄(訟)稽違者追究責任。對於刑事案件,乾德二年(964年)正月詔:“善於其職者,滿歲增秩,稽違差失者,重置其罪”。違限一日笞十下,三日加一等,罪止八十杖。對於民事案件,根據《慶元令》規定:“受理詞訴限當日結絕,若事須追證者,不得過五日,州郡十日,監司限半月。有故者除之,無故而違限者,聽越訴。”即一般的民事詞訟應當日結絕,特殊情況下也要限期結絕。後來的皇帝對斷獄時限有過細微的調整,凡是違反規定的,都要追究行政甚至是刑事責任。

違反執行制度的責任

為了保證判決能夠順利執行,宋代統治者對司法官違法行刑的責任做了明確的規定。第一,不按規定行刑(決罰不如法),或不用法定刑具行刑的,笞三十,故意違法行刑致人死亡的,徒一年。還有不得在體刑行刑中途換人,出於承受能力的考量,對孕婦、產婦、瘡病患者等特殊人羣行刑也有所限制。如果違反,將根據不同情況追究責任。第二,出於人道主義的考量,考慮到婦女的生理特點並保護胎兒的權利,對孕婦犯死罪的,應在產後一百天執行死刑。如果還沒生產就被執行死刑的,徒二年,如果產後沒滿一百天就行刑的,徒一年,如果過失犯此罪的,減兩等處罰。第三,在行刑時間方面,如果在立春以後、秋分以前處死刑犯的,徒一年;在斷屠月和禁殺日不能處決,違者杖六十。如果是故意違反時令規定的,加二等處罰。

歷史意義

宋代統治者吸取前代教訓,充分認識到司法審判在調節社會矛盾過程中的重要作用,更加重視對司法官的審判行為進行約束。司法官責任追究制度是宋代法制成就的閃光點,對司法官的審判行為起到了良好的預防、規範、懲治和教化作用,確保司法制度正常運作。在我國封建社會發展史上,宋代重視法制、推崇法治的皇帝和士大夫甚於其他任何朝代,“工吏事、曉律義、善理訟”,嚴格要求司法官援法斷罪,由此帶來的影響和價值不可忽視。

宋代的司法官責任追究制度幾乎涵蓋了案件審理的全過程,不但考慮了司法官行為的危害性,還能結合主觀意志區分故意和過失進行懲處,從主觀和客觀兩方面對司法官責任進行規定,對於鞏固宋代的中央集權統治、強化司法制度建設、維繫司法公正、保障社會安定、緩和階級矛盾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在我國古代法制史進程上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雖然,因封建君主專制體制與階級本質的限制,該制度無法避免地帶有一定的歷史侷限性。但是,其不失為一項好的司法制度。因此,研究宋代的司法官責任追究制度,或許可以為我國當代司法責任制建設提供些許歷史啓示,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新世代集運自取點】

(王靜 作者單位:西南政法大學行政法學院)

責任編輯:劉策
8595818